这是因为：首先，法治作为人治的对立物，对于治国安邦，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

另外，新条例保证了立法程序和立法后程序的协调，从而能够保证党内法规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我们正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对良好的法治建设环境当中来重新思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命题的。

关于中国的政党制度，其结构特征与功能组合显然就区别于西方主流模式，一个官方的解释框架，参见《中国的政党制度》，国务院新闻办，2007。当然这种超出法律的要求通常不能突破宪法上基本权利的边界，但是又可以为了这种特定事业的目的而在党内先行开展。这样的组织和职能与国家职能又具有较高的对应性，这就要求这种类型的政党在制度建设上追求体系化以及与法治体系的对应性，其制度建设需求较为突出。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不符合条件的怎么办呢？审查机关可以建议制定机关自行纠正，逾期不纠正，由中央办公厅提出纠正或者撤销的建议，报经中央决定，一旦中央决定下来，就可以直接撤掉。

这是一个层次分明的体系。在新条例里面，关于专家论证，主要还是作为内部工作程序进行规定，开放性与回应性都还不够充分。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宪法监督，一个有宪法监督权的机关对于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的违宪行为都有权追究和纠正，可能出现的情况不外乎以下两种： 一种是，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权威受到冲击，甚至可能出现一落千丈的局面。

但是，检索几十年来学术舆论对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的讨论即可发现，各方面在不断呼吁加强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的同时，对两者必然牵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却罕见关注讨论。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四个办法中，后三个是具体的，而其中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可以说是宪法监督的具体事项。"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可以清晰地体味到他急切地通过宪法监督来树立宪法权威的殷忧之情。具体地说，在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方面，它直接涉及作为宪法监督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不能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监督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是什么，监督到什么程度，一旦实行监督，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结果。

如何看待和应对宪法监督对党的地位和权威带来的影响冲击，是值得全党深长思考的重大问题。从制定1982年宪法的过程看，对于宪法监督的重要性，立宪者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大体建立了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体的监督制度，比较粗放，但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宪法监督制度也只能设计到这一步。

1982年宪法确立了宪法监督的基本制度。三是，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对于宪法规定不甚明确的内容，按照宪法解释的制度设计，有关的主体就有权对相关内容提出宪法解释的请求。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监督 宪法解释 学术舆论 政治决策 。

搞宪法监督，有人很可能会对党中央的类似做法，提出是否符合宪法的审查要求。四中全会《决定》以如此大的篇幅强调党必须接受宪法监督，已远远超过了宪法的规定，这样大的篇幅在我们党内历史上所有文件包括党的领导人讲话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如何在保持清醒政治头脑和政治定力，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长期执政毫不动摇的前提下，既科学把握和解释宪法中结社自由的含义，保证广大公民正常的结社自由，顺利推行宪法监督，又能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高度，坚决抵制和击退企图借宪法监督之名，推销和贩卖多党制的各种错误言论、思潮和行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做到这两条，党自身就经得住宪法审查，打铁者自身硬，就有利于领导宪法监督。

四、以理性务实态度看待宪法监督的进程 对于中国的宪法监督问题，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因为只有看到历史，才能理性务实地看到现在和将来。党管干部的做法与宪法确立的人大依法任免干部的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可能都存在一些不一致之处。

习近平总书记在所作关于《决定》的说明中还专门就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做了高屋建瓴的阐述。而对于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的所谓敏感问题，应当不回避，不躲闪，也没有必要回避躲闪，因为既然实行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问题就必然要全部公开，并由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机关以及全社会直接面对，甚至会以尖锐激烈的方式公开面对，而对于必然要公开面对的重大问题，公开讨论之利，远远大于关门讨论、关门决策之弊。

党也是意识形态的领导者，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地方党委宣传部门都在实施具体领导，教育行政部门也在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四中全会《决定》在强调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又深刻阐述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那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类最高党政机关很可能首当其冲成为宪法监督的对象。实践中，党的组织领导是一种强制性的领导方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学研究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各类社会科学乃至全社会，长期以来对宪法监督问题都给予了分外的关注。

建议有关方面对上述问题以及其他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统筹考虑，研究准备相关预案，特别是要对宪法确立的宪法监督制度进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避免实施宪法监督可能对党的领导带来的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监督将不可避免地要向社会公开。

理论上，多年前，有学者用了一个称为"良性违宪"的提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这就是说，从宪法的规定看，我国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

关键词：宪法监督 宪法解释 实施条件 具体问题 学术舆论 政治决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样，宪法监督非但不会削弱和损害党的地位和权威，相反，却会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执政地位和在人民心中的权威，而这样的地位和权威，是最有生命力的。

所以，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既理直气壮地坚持宪法中党的领导地位，又与时俱进，从党自身建设的现实和长远出发，用前瞻的目光思维，解释升华宪法序言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新含义，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宪法监督究竟是要监督谁的重大问题。这样做，固然体现了党的领导，但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宪法权威的问题，有人可能就会以此为证明，说宪法的权威没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权威高。他就可能要求启动宪法解释程序，对党的领导地位进行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一旦启动或者出现偏颇，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理论乃至政治的纷争。

但是，如果党自身存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执政能力较低的严重问题，尚需不断提高自身的先进性，在这种情况下，对党实施宪法监督，则可能损害党的威信和执政权威。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

而既要保证党的领导，又要充分实施宪法监督，就应当具备以下几个重要条件： 1、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总体上已达到和超过宪法的要求，经得住宪法审查。所以，前提还是要对宪法的相关内容予以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做好党内法规相关规定与宪法的衔接协调。

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又领导人民遵守宪法，自身又自觉在宪法的范围活动，发生了违宪的情况即被宪法监督机关纠正，这必然会影响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吗？笔者认为，未必。以司法改革为例，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实行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的内容，这次四中全会《决定》中有关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的内容，都突破了宪法的规定。

今天，我们实施宪法监督，面临的仍然是这个问题。进一步说，就是，我们必须既要保证党永远站在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的时代前沿，有效地实施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又要使得党的这种领导与维护宪法的权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至于让宪法监督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障碍。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我们将如何思考应对？笔者认为，对这种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既要未雨绸缪，严肃看待，又不必惊慌惧怕，甚至视为洪水猛兽，并因此而拒绝搞宪法监督。宪法监督包括宪法解释，涉及国家政治体制的命脉。

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如果搞宪法监督，有人很可能就会对党管干部的做法提出合宪性审查要求。

四是，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制度。但是，如果党自身还存在不少违宪违法甚至严重违宪的情况，一旦实施宪法监督，可能会使党陷于被动，甚至不能排除出现政治上不稳定的情况。

4.参见1982年宪法修改相关档案，以及拙文《党的领导写入1982年宪法的历史回顾与新期待》，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但是，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宪法监督制度没有完全发挥作用。